钱学森之问是什么？

1. 钱学森之问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在中国带动和推进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90年代国内提出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医学、系统生物工程应用等已经成为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2. 钱学森之问指什么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震撼了所有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为回应著名校友的“钱学森之问”而成立了致远学院。致远学院作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试验基地，旨在培养具有全局眼光和扎实基础的创新型人才。 致远学院下设四个班：数学班、物理学班、生命科学班和计算机科学班(原ACM班)。
　　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兰州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本报记者，“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3.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一九二三年九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一九二九年九月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一九三四年六月考取公费留学生，次年九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九三六年九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50年，钱学森同志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56年初，钱学森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13张)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5年科学规划的确定，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4. 钱学森之问的其他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5. 如何看待钱学森之问

　　这是最近自己写的一篇论文，讨论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不过估计对你有帮助~~~
　　2009年10月31日，科学巨擘、两弹元勋钱学森院士与世长辞，享年98岁，又一位大师离我们远去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年代，大师们渐渐远去，消隐于历史中，而新的精神领袖，新的大师们依然无处可寻。尴尬正如我们面对钱老生前的不解与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逝世后，的这一声质疑引起了政府和普通教育者广泛的深思，人们冠之以“钱学森之问”，纷纷探讨破解之道。2009 年11 月11 日，安徽高校的11 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钱学森之问”和中国教育改革的讨论成为全国讨论的焦点。
　　何谓杰出人才？钱老生前曾明确指出：“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想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由此可知杰出人才应为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可以完全胜任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人才，而不是仅仅是简单的、模式化的、可批量生产的一般行人才。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不是一个培养精英人才的体系：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明显，大学大量扩招，教育质量下降，沦为文凭加工厂；基础教育模式化，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教育指导思想僵化，“求同排异”，扼杀学生的创新能力。。。
　　正如教育部的发言人所说：“教育的问题是多少年形成的，马上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需要一步一步来。”中国的教育体系积弊已深，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理论到现今的“官本位”思想，从大学精英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基础教育，从教育模式的落后僵化到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要想彻底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破解“钱学森之问”，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阻力很大，但我们可以由易到难、由试点到推广、由部分到全部，不断修正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提高中国教育水平，培养出真正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2010年2月28日，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开始公开征集民意，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焦点话题，众多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老师学生家长纷纷献计献策，中国教育的春天，似乎离我们已经不远。
　　一、解决当前教育现状的关键在于教育的去行政化
　　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到高校“检查”，就可以让校长停下手头工作陪同，学校里一个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教授发号施令。正如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正在深圳试办“亚洲一流研究性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院士所言：“如果中国的大学中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 因此，教育的去行政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具体来说，教育的“去行政化”即管理工作由教学科研骨干主导，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学校的每个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自己的学问、科研成就和管理水平，而非行政级别。同时，“去行政化”具体要各个教育机构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探索，而当前最要紧的是对学校自主权的落实进行规定，包括法律层面都需到位，同时各学校尤其是大学也要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依法治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二、让大学重回真正的大学
　　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钱老专门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回答了自己的“钱学森之问”。他谈到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那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什么样的模式真正能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呢？学生的进步显然离不开教师的引导，比如冯卡门教授之于钱学森，费米教授之于李政道。国外高校推行顶尖精英教育，以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大学生与教授研究员的比例是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可是，在国内高校，这种理想的状态很难出现，很多名教授都很忙，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就要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们时间有限，根本无法给予他们有效的指引，自然也就无法培养出更加具有能力的人才。
　　李政道先生曾讲过：“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也。”这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思想不谋而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因此，学之根本在于思考，发问，进而才是发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导师的引导至关重要，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应仅仅成为教授的助手，他们更应该是学生，是研究者，是未来的掌控者。我们也可借鉴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和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等制度，以及知识原创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课题成果的授课等教育模式来完善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
　　而现在已经沦为鸡肋的本科生教育更应该得到重视，大学是培养人才而不是技术工人的场所，大学生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社会素养。因此，大学生不应该一入校就要被迫限定专业，大通识教育势在必行。这方面来说，浙江大学大类培养模式及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亲自授课等规定显然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一所理想中的大学应该回归大学的魂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回归其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和宗旨。只有大学回归到真正的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三、改革基础教育
　　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有意识地进行。而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以制式教育为主，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求同排异”， 学生提问的兴趣和欲望在中小学阶段便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记、背标准答案的教育导向，使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继而丧失“独特的、创新的”能力。我们未来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怎能指望他成为杰出人才？
　　我们常听到中国的家长对孩子说：等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的。也常听老师对学生说：以后我会解释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没有时间讨论。所以渐渐的，在课堂上不提问、不发言成了最安全的方式，更不用说质疑、讨论、甚至争辩了。这种只注重学习、不注重思考的“填鸭”式教学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和发展。
　　近几年来，各省市陆续进行小范围的基础教育改革试验，其中不乏一些很好的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庞大繁杂的中国教育体系来说，还是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还是需要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调度，同时配以强有力的监督实行措施，确保改革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面文章，重演数年前“减负变加负”的闹剧。
　　四、转变教育理念
　　中国现阶段教育体系的形成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有很大关系：和光同尘、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甚至是无意识行为，使得敢于毛遂自荐的优秀人才如凤毛麟角。
　　而教育部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实行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即“珠峰计划”，将在国内16所重点高校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学科中选拔优秀学生重点培养，试图破解萦绕在国人心中多年的“大师”、“诺贝尔奖”心结。
　　这似乎依旧是中国教育模式下的思维，目前中国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都有创新班，大学里有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 人才计划、优才计划等等。但实际上这种班跟基础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没有差别，无非是集中老师的优势资源，而这些学生的结果是：第一，很多学生可能 选择出国，到国外留学；第二，选择到外资企业。有的保研了，以后还是出国或到外企，真正留下来研究学术的并不多。
　　因此，我们还是应从根本上转变教育理念，摒弃旧有的不合时宜的教育模式，建立有利于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教育模式，真正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天性，加以引导，鼓励学生思考、质疑、发问、进而研究得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创新的成果，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当今是经济全球化势头渐猛、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但我国仍有许多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严重受制于人，这已经构成可持续发展的明显障碍，甚至成为国家安全稳定的潜在威胁。恐怕钱先生也是因此深感忧虑，迫切希望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来应对现状。
　　鲁迅先生说过：“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在我看来，先生的话便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回答——做好培养天才的泥土。但当今中国社会，甘愿做泥土的人越来越少，天才们由于缺乏泥土的滋养而渐渐枯萎，不能发达；社会教育越来越不能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无论“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在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叩问，在于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质疑。因此，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就在于反思中国教育现状，在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改革中国教育体系。但愿“钱学森之问”的这场讨论能切实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让更多的杰出人才在肥沃的“泥土”中生长、开花。

6. 钱学森之问怎么回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解决方案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 - 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
　　（一）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
　　建立“以人为本”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
　　（二）学校的德才兼备教育
　　欧洲从儒家科举制学会了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我们也可建立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和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制度，以及知识原创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课题成果的授课等教育模式。
　　（三）创业园的孵化器建设等
　　建立创业园的公用研究开发中心，提供有创新课题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实验室平台、资料检索平台等，从而增加创业的成功率，形成发明家型企业家模式，以制度化或税收政策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货真价实的高科技开发项目。    其中学术道德的监督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创新型科技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科技的进步应该以先进、优先、新颖以及其对学科、技术领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与久远来衡量，不能只是以头衔、职位、奖项和刊物、等级、权威等来衡量；因为，科技与产业的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发展。   企业以专利技术为发展机制，以设立科研基金为税收优惠；因为只有公开的技术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与带动产业经济持续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评估又应该以前沿尖端技术为依据；因为，传统产业、传统科技也有专利技术，只有最新的技术领域才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实力的发展方向。   科学创新、专利技术发明费力、费钱、费时，唯有有效而有力地保护创新的体制健全，才能形成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的环境。同样，只有鼓励而有利于生产优质产品的监督体制健全，才能形成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如果金钱在商业贸易或事务流通的交易过程比在第一线的生产与创新更能得到利益的话，就很难促进创新；然而，只有创新与发明的发达程度才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真正财富与实力所在，对科学创新、技术发明型人才与机构的落在实处的支持与利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7. 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师过? 生惰？还是国之错？
我们的教育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教育培养了那么多的科学家、诺贝尔奖，我们除了羡慕之外，就是对他们的教育方式顶礼膜拜，因为老祖宗留下的许多教育思想被嘲笑、讥讽，头悬梁、锥刺股被看成摧残，批评稍重一点被扣上体罚的帽子，教师队伍里有几个害群之马，媒体马上铺天盖地，还有比“禽兽教师‘’这样的辱骂更极端的词吗？试想一下，警察队伍、公务员队伍中的败类每日皆能耳濡目染，为何如此仇视教师？教师是弱势群体！政府其实应认真反思一下，西方自十五世纪许多国家就已经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而我们改革开放才短短的几十年，取得的科技成果也是令世界瞩目的，作为美籍华人杨振宁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成功归功于西方几百年以来的科技文化积淀，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教育就落后于西方，因此对西方教育的盲目崇拜只能使得中西方差距更大

8. 回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先生曾多次提出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拥有先进高端的仪器设备，同样注重杰出人才的培养。为 什么其他国家的学校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 才？难道中国人没外国人聪明，还是培养模式的问题？是人们的重心出现了偏差？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中国不断的强调素质教育，但现今的小学到高中无不存在 应试教育。学生乃至家长都把成绩作为重中之重，小学的学习是为了考上重点初中，初中的 学习是为了中考后的重点高中，高中的学习完全围绕高考展开，不断地补课就是为了成绩。 中国的素质教育早已被人们扭曲或抛弃，弄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的学校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 郑强书记在对大一新生的演讲中曾说过，中学“害”了我们。确实，中学的教育模式使 学生疲于做题、应试，学生们的创新思维被束缚，成为了考试机器。甚至到了大学，考试依 然是学生的一大梦魇，因为虽然实行了学分制，但绩点仍与考试成绩相挂钩，而绩点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专业选择、奖学金申请及保研等方面，所以大学生也不能免于考试的折磨。 国外创新素质教育开展的比我国早， 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更趋合理化。 所谓大学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理念的指导下，以获取知识为基础，以开发智 能为手段，以发展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的大学人才培养“范型” 。 国外创新型素质教育及人才培养模式有几个特征：一、以学生为中心，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 制，通识课程、专业课与任选课比例协调。而我国从 50 年代起本科教育就一味地仿照前苏 联的教育模式，强化专业教育，强调专才培养，而忽视通识教育。学生很少了解其他专业的 知识，专业口径窄，学科知识孤立，横向知识尤为欠缺。二、启发、探究式教学和“宽进严 出” 的教育特色。 而我国恰恰相反， 实行的是 “严进宽出” 的教育政策。 进入大学得需要 “过 五关、斩六将”的严格的高考，进入了大学真可谓“高枕无忧”了，大学里几乎没有淘汰制， 入学通知书就好比大学毕业证，因此无法保证人才的质量。三、师资队伍高水平化和大学教 育国际化。 和国外相比， 我国大学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 大学在人才的引进和教师的选拔、 聘任上还没有形成制度化。另外，我国在大学教育的国际化方面还比较薄弱，无论是师资构 成、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是在经费来源上，和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四、科学教育与 人文教育相融合的培养模式。 而我国高等院校体制是建国初期为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仿 照苏联模式而形成的， 长期以来在人才培养问题上表现为一种功利主义倾向， 过分强调科学 教育，忽略了人文教育。现如今是人才竞争的时代，时代要求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 科学知识， 更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融合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一个主要趋势。五、分权制的大学管理模式。而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以中央控制为主的管 理模式，国家对高校进行行政干预，学制、学费及人才培养的模式等都要白国家统一规定， 同时，高校自身又对院系统的太死，使我国高校及院系均缺乏活力和创新能力。 破解钱学森之问， 我们可以借国外创新素质教育及其人才培养模式来优化和更新中国大 学教育。简单来说：一、设通识教育课程，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调统一，彻底落实 学分制。二、引进竞争机制．实行末位淘汰。三、优化大学教师的师资队伍，完善教师的聘 任和晋升制度，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四、高校及内部院系要准确定位，分层管理。五、走 中外高校合作办学之路。 高校的改革是破解钱学森之问必经之途，但却不是全部。杰出人才是积年累月出来的， 而仅以大学的几年是难以造就，我们需要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凡事应从小做起，何况关乎 一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