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泉的担任北京高师校长

2024-05-13

1. 陈宝泉的担任北京高师校长

1912-1920年,陈宝泉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上书袁世凯论述发展师范教育之切要,主持制定《北京高师规程》、《北京高师五年计划书》,将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英语、理化二部,扩充为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理化、博物六部,增设附属中小学、教育研究科、职工养成科、体育专修科及东三省师范养成班;筹集经费,完成各科实验室、研究室、图书馆、体育馆、工业部之建设;倡设运动会、辩论会、游艺会、新剧团、雅乐团、讲演会、平民学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初步奠定了日后北京师范大学的规模。 五四运动时,陈宝泉与蔡元培等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他以校长身份亲自到校门口迎接高师八勇士(指陈宏勋、杨荃骏、初铭音、向大光、薛荣周、赵允则、唐英国、王德润);为了他们的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又亲自为他们改名字(如陈宏勋改名为陈荩民,杨荃骏改名杨明轩,初铭音改名初大告),体现了一个敦厚师长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他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来高师长教,如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璜、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40余人,尽一时之选。陈宝泉管理北高师以诚勤勇爱为校训,采取校务公开原则。他不仅及时借鉴北大的改革经验,而且在推行学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使北高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阵地。陈宝泉办学有方,赢得了师生的深切爱戴,正如一位高师毕业生所说:吾师(指陈宝泉)桃李满林,铎声一振,弟子来归。(见《张崇玖致陈宝泉书》,载《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陈宝泉去高师校长职时,校内外群起挽留,与当时社会上一些学校驱逐校长之风形成鲜明对照。陈宝泉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能正确处理继承祖国传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他曾在《国民镜》中鲜明地指出;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他强调大胆学习外国,并引俗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国家若不取法各国,何以富强呢?正确的态度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本国为完全独立之国。基于这种思想,陈宝泉在执掌高师期间曾多次考察国内外教育,如1915年率北京高师附小(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主任郑际唐、北京高师附中(今北京师大附中,俗称北师大一附中)主任韩诵裳参观江苏、浙江教育;1917年与黄炎培、郭秉文、蒋维乔等参观日本、菲律宾以及广东、香港教育;1919年与表希涛等考察欧美教育,在美时,由普名教育家孟禄等陪同参观,并邀孟禄访华。在美国,陈宝泉还热情会见了张仲述(张伯苓胞弟,后曾于1923年主持北京师大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的中学课程研究班)、李建勋(后曾任北京高师校长)等留学生代表,邀请他们回国任教。在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陈宝泉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集会和学术团体的领导工作,由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会长的重要教育社团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北京教育学会、天津县教育会、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等职。又与张元济等发起师范讲习社,编辑出版《新体师范讲义》。1915年参与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历届年会均参与主持。1917年1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宝泉的担任北京高师校长

2. 陈宝泉的高师改大

陈宝泉在高师改大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山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他就与邓萃英联名提出了《设置师范大学案》。1922年以后,他以教育部官员身份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与梁启超、张伯苓等九人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董事;又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教授。除在教育部任职外,他在北师大讲授《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课程,从1925年起,他整理讲义,三易其稿,编著成书,于1927年正式出版。该书准确地绘制了各个时期学制系统图,为后来的中国教育史书所取法,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陈宝泉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卓越前驱,一贯重视师范教育,尤其在高师校长任内提出的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建议,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小学教师为国民教育之母,中学以上教师为人才教育之母,所以要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师范教育须独立设置,自成系统,招生人数与中小学数量要互成比例;教师是神圣的职业,须重视人格修养,要有信仰。不能偏重智,忽视德;教师必须真正做到诚勤勇爱、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他主张资遣师范学校教职员到国外游学游历,加强教员培训,提高教员素养,认为:促进师范教育之进行,则国民教育根本自固。1913年6月,他在北京高师学生毕业式上指出: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教育胚胎,教导毕业生要以教育事业为第二生命,以师范名誉为无上财产。在《北京高师毕业同学录·序》中,他指出:凡我同人,应以北京高师教育之发展为无上之目标,无论在职去职,在京在外,今日明日,共向所定之目标,加以无限之助力。调人教育部后,他仍经常关心北师大的发展,希望师大同人明确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特殊的重要地位,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北京师大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与陈宝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